二零零三年起,电影导演彭小莲和从事媒体教学的魏时煜拿起摄像机,开始追溯这场新中国最大的文字狱。五年时间里,她们走访了26位胡风分子,40多个家庭,10多个已逝“胡风分子”的亲友,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,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。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《人民日报》上400多篇与批判胡风分子有关的文章与漫画。她们走了大半个中国:阿垅在天津住过的新疆路、关押过“胡风分子”的北京安福胡同、上海提篮桥监狱、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、胡风和妻子梅志住过的苗溪农场,全都采录实景。拍摄过程中,王戎、梅志、白莎、冀汸夫人殷容仙、胡征、耿庸、彭燕郊、王元化、贾植芳、何满子、绿原,一个一个去世了 。导演之一的彭小莲来自上海,她的父亲便是当年被扣以“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”罪名的彭柏山,时任上海市市委宣传部部长,也是官职最高的“胡风分子”。彭柏山入狱时,彭小莲两岁。一九六八年,彭柏山死于造反派的毒打,彭小莲十四岁。在一本记录父母故事的文集《他们的岁月》中,彭小莲描述她成长记忆中的父亲。正是这位时常缺席的父亲,最终引发了《红日风暴》的诞生。一九八五年六月,胡风去世,彭小莲代表彭柏山全家参加了胡风的葬礼。在影片旁白中,她说:“当时,我已经当了电影导演。胡风分子们希望我拍一部电影,记录 胡风事件和我的父亲。想到要重新回顾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,我当时感到恐惧。一九八九年,我再一次选择逃避。到了纽约,我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远在中国的过去。但是往事却像电影镜头一样,经常在纽约的街头闪现。”“一九九六年母亲病重,我赶回上海。在她的病榻前,我们共同回忆起了父亲。母亲第一次述说了那么多残酷的故事,我才终于明白了他们是怎样经历了那一场又一场的红日风暴。”此时,彭小莲已是知名的剧情片导演,同时,她又曾师从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,并完成小川遗作《满山红柿》。魏时煜是彭小莲的好友,文革后成长于中国大陆,在加拿大获比较文学硕士和电影研究博士,现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。她们两人,一个因为背负在身的历史记忆,一个因为帮助好友的义气,共同扛起了摄像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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