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吶鷗身為日治時期土生土長的台灣人,為當時台南柳營望族出身,13歲畢業於台南長老教中學,之後轉入東京青山學院中等學部三年級。1926年(大正15年)遠赴日本青山學院高等學部文科就讀,並於同年轉赴上海。流利的日語,讓人誤以為他是日本人,一口笨拙的閩南腔普通話又常被當成福建人。他在生命即將殞滅之際,卻是以日語悲壯地吶喊道別。 從照片來看,他穿戴講究,頗有公子哥的作風。上海的社交生活,來往之間有中國人,台灣人,也有不少日本人,他總能從容大方地周旋其間。多數時候他不太談自己的背景,舉凡從哪裡來,出生年月,即使是熟識的友人也是不曾提過。劉吶鷗給人有個印象,他似乎是:1/3是上海人,1/3是日本人,1/3是台灣人。 劉吶鷗來到上海,無疑追求著一個自己的夢。他在上海辦雜誌,拍電影,追逐未竟的法國夢。上海租界成就了他,給了他最浪漫的生活。他一生所追求的,不外乎一種都會風情的文學及電影創作。上海「孤島」的複雜政治現實,似乎對他沒有太多意義。拍電影也是為了心中的藝術理念,他不管電影公司老闆是誰,國民黨、維新政府、汪政府或日本侵略軍閥,只要能夠讓他拍出「未來的純粹藝術的、自由的」電影,他就全心投入。 劉吶鷗對於為政治服務的電影,感到不屑。至於接任「國民新聞」社長, 從來不 是想投效汪精衛旗下,求取功名利祿,更重要的是因為好友穆時英就死在這個位子上,留下一個攤子,想繼承好友遺志,才情義相挺。這樣一個為了單純理想而奮鬥的人,在各種機緣下現身於一九二、三○年代的大上海,卻也無法自主地身陷,各方政治勢力的慘烈鬥爭中,最終將36年的生命付諸「魔都」上海,客死異鄉並蒙政治污罪。 劉吶鷗充滿傳奇的一生、他的璀璨夢景、悲劇命運,都令我們不勝感嘆之外,更可成為當今台灣社會的一個歷史借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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