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所谓「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」,1950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汽车连自辽宁丹东率先渡鸭绿江,至北韩熙川设营,开始确认现况并进行后勤布署。而初期志愿军入朝时,后勤仰赖汽车运输,由于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,疲劳轰炸下,运抵前线的物资不到70%,粮食更仅有40%,特别是极缺运输卡车与驾驶,后中共向苏联求援,苏联租借近500辆汽车,并尽速移交中共订购的1000辆卡车,方解燃眉之急。 之后由于志愿军推进至三八线,战线拉长,投入兵力更达40万人,汽车运输量不敷使用,也凸显出后勤开始成为韩战的关键因素,中共便想采用铁路运输,由出身哈尔滨铁路局长的刘居英主导负责,但朝鲜境内路网皆已遭联军摧毁,中共派出民工抢修,虽然在气候与空袭下损伤惨重,仍斩获颇多。在运力增强的当下,中朝双方在军用物资与民用物资的分配上却发生冲突,朝方有国内建设的考虑,中方有战场迫切的需求,矛盾越来越深,中朝铁路管理权的问题浮上台面,于1950年11月举行多次谈判会商未果,最后才由苏联斯大林拍电报敲定铁路军管,确定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管辖,并成立中朝铁路运输部,由刘居英担任副司令及实际指挥调度,结束这场纷争。 1951年8月深知后勤重要的联军,开始针对价川、新安州、西浦的三角区域进行集中轰炸,欲摧毁此一朝鲜铁路南来北往的要道,加上朝鲜洪水灾害不断,许多桥梁断绝,志愿军先依赖便桥,让相对较轻,不会让便桥断裂的车厢通行,对岸再找新火车头接驳,号称「顶牛过江」,继续抢运与抢修。此外,在前述轰炸最严重的三角区域,因每月仅能勉强通行7天,刘居英于是大胆采用「片面运输法」,单方面发车,先求物资补给,再求车辆调度。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更决定,在朝鲜境内成立一个可直接指挥铁路运输、抢修、防空的「中朝前方铁道运输部」,由刘居英任司令员。军费支出、运力分配等问题,千头万绪,都有赖刘居英解决,因此刘居英提出「志人政路」,依序以志愿军、人民军、市政、铁路所需物资为优先级别。刘居英建立一套相当有效的运输系统,最终在韩战最后战役金城战役上也能确保后勤。停战后,铁道部人员陆续返国,直到1954年才完全移交铁路行政权给朝鲜交通省。刘居英返国后仍受重用,但铁道兵这支特色兵种,则在1982年裁撤并入铁道部,主因是原先中共建政百废待举,铁道兵寓兵于工,藉兼具纪律与技术的军人负责艰困工程,如平壤地铁、青藏铁路西宁-格尔木段等皆由铁道兵负责,后勤与铁路系统变换后,已无独立设兵种必要,刘居英也在此时与具有时代性的铁道兵种一齐退休,真真正正地老兵不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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