隨著觀眾的不停退場與小聲嘀咕，《刺客聶隱娘》落幕了。影片的結尾聶隱娘與負鏡少年顯示在鏡頭裡，伴隨著笛聲影片終了與貫穿全片的我們早已陌生的中國景觀里。這是部好“電影”卻不是一部“好電影”，起碼從觀眾的反應上來看是這樣的，因為它並不叫座，但它確實通過大量的鏡頭描寫把置於宏觀歷史情境下的場景再現，毫無硬傷。若說觀影層次不存在本質主義上的高低之分的話，那麼我們無須抱怨觀眾的審美層次。“鏡頭語言”與宏觀的歷史背景的構建且擱置不說，我們卻在不知何時在革命敘事、資本驅動的劇本寫作與西方視角下的自我再審視中，遺忘了這樣一個中國。盛唐不在，侯孝賢卻通過一些並非宏大敘事的拍攝為我們構建了104分鐘的歷史。